前文的细节令人生疑。于是，又搜索到了百度贴吧里转载的一个版本，《宋“律敕之争”》:

北宋神宗（1067－85）年间，有登州少女阿云“杀夫”案，经年争议后终改判徒刑，后遇赦释放回家。时隔17年后，此案翻出重审，阿云复判死刑，即时斩立决。史称“律敕之争”，主事人物即那位著有《资治通鉴》的哲宗朝新科宰相——司马光。

案情非常简单，用《宋史》王安石本传中的话说，只有寥寥数语：“登州妇人恶其夫寝陋，夜以刃斮之，伤而不死。狱上，朝议皆当之死，安石独援律辨证之，为合从谋杀伤，减二等论。帝从安石说，且著为令。”

《宋史·刑法志》对整个案审则有相对详细的勾勒：“熙宁元年八月，诏：“谋杀已伤，按问欲举，自首，从谋杀减二等论。”初，登州奏有妇阿云，母服中聘于韦，恶韦丑陋，谋杀不死。按问欲举，自首。审刑院、大理寺论死，用违律为婚奏裁，敕贷其死。知登州许遵奏，引律“因杀伤而自首，得免所因之罪，仍从故杀伤法”，以谋为所因，当用按问欲举条减二等。刑部定如审刑、大理。时遵方召判大理，御史台劾遵，而遵不伏，请下两制议。乃令翰林学士司马光、王安石同议，二人议不同，遂各为奏。光议是刑部，安石议是遵，诏从安石所议。而御史中丞滕甫犹请再选官定议，御史钱顗请罢遵大理，诏送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、知制诰钱公辅重定。公著等议如安石，制曰“可”。于是法官齐恢、王师元、蔡冠卿等皆论奏公著等所议为不当。又诏安石与法官集议，反覆论难。”

对比出处相同的两段话，应该注意有些细节差异，或者事实上某些细节被史料所忽略，造成遗漏。1）“登州妇人”阿云时年才13岁；2）阿云作婚韦高，乃阿云叔父擅卖其身，为阿云所不愿，其叔父（还有人称此为“尊长作主”）乃此案始作俑者；3）按大宋律例，阿云母丧服孝期间的任何形式婚约均为无效；4）阿云并未行婚礼，无婚姻事实，因此她是“女孩”，而不是“妇人”；合3、4得5）“谋杀亲夫”罪名不成立。按宋律，“谋杀亲夫”属于十大“恶逆罪”，当处死刑。6）此案根本不是“朝议皆当之死”，而是从登州知府许遵开始，就坚持认定夫妻关系不成立，当以凡人关系判断案件。从这点来看，传与志两段记载相为矛盾，可见后人称宋史为“秽史”常常是有据可查的。7）韦高乃于“田舍”睡觉中被阿云用柴刀所创，这一特定场所与家中意义极不同，它可以冲淡“蓄谋”色彩不少，因为她并没有邀设第三者介入，从过程看也缺少预谋的有条不紊，这和她的年纪所相称的力量和手段的有限直接相关——田舍不需要熟练的非法登堂入室技术及事先踩探就可以自由进退。

从其它史料看，争辩双方似乎都绕过了婚约合法性及当事私卖侄女的叔父罪责，辩论焦点集中在“蓄谋”作为事因判定其罪罚。司马光这一派坚持从重，王安石这边 主张从轻。从重这边不管婚约合法与否，反正是构成了“蓄意谋杀”而致损伤情节，按律当受绞刑。按今天的说法，我们会同情阿云处境，并且据谋杀未遂事实，客 观判定为“故意伤害”，目的是阻止婚事成实。其实我们也可以注意阿云这个当事人，算得上奇女子。13岁既然可以被宋代当成成年人，那么何以她不可以逃婚、 退婚，何以不去弑杀其叔父，而干脆要把男方杀了，杀了而且不逃？难道她不知道杀人需要偿命，或者就不怕死罪？如果有足够的“蓄意”，她怎么会砍十刀仅伤其 一指，然后韦高惊醒起来也把她给惊跑了呢？她是抗拒这婚事的，是以弱小而幼稚的手法作出决绝抗争的。所有情事，皆缘于从天而降的婚约，包括动念杀人。

司马光决意要杀阿云，他判杀阿云的同时并没有为韦高平反，他是对王安石的政事全盘翻案，这是他的根本动机。那时虽不说判决时效，但司马光时隔17年的做 法，在政治上仍然极为恶劣。所谓“律敕之争”，那是在纯粹法律意义上说的，已有人指出，敕是皇帝对律例由来有自的司法解释（如果称作“司法”的话）。作为 封建政权中的至高者，皇帝的司法解释是最高的，更何况宋神宗与王安石一道，主张刑宽施于民。但司马光在宋哲宗朝斩杀了阿云，就根本上否定了皇帝发布的敕的 效力，进而否定了皇帝发布敕令的权力！司马光否定了前朝皇帝的敕令，推翻了先帝的赦令，也审判了先帝神宗的政权，如此翻天覆地的作为，和众所周知的北宋君 弱臣霸长期政局相关，党争愈发不可收拾，司马光此一翻覆之举不能不负历史责任。

其次，司马光身为宰臣而直接断案，在司法程式中也是违法的、不合理的，何况他从来没有司法职业经历。第三，按宋律，谋杀有伤而未死当执绞刑，司马光以斩首处决不幸的阿云，就把事实公然扭曲成谋杀致死案，并且一口咬定其婚约有效。

“此苛察缴绕之论，乃文法俗吏之所争，岂明君贤相所当留意”，他自己一旦大权在握，立马就不作“贤相”了，就像此后他尽罢新法对应当初他声称“新法利于民 也会支持”、此前辞职发誓自此不再从政议政对应此时位高权重。至于“分争辨讼，非礼不决，礼之所去，刑之所取也”，让我们今天“以礼观之”，对司马光堂而 皇之地口是心非也会瞠目结舌叹为观止——这和他呈现给人们的历史形象抬头何止宵壤。事实上，“以礼观”阿云此案，她极为冤枉。

司马光否定宋神宗的敕令对律例作出的解释，本身就违背了“君为臣纲”的儒家伦理。鉴于当时政治局势，司马光判斩阿云既是“暴寡胁弱”之举，更是韩非子所说 权奸之为：“利在故法前令，则道之；利在新法后令，则道之，利在故新相反、前后相勃，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，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。”（《韩非子·定 法》）这正是司马光“言是如非，言非如是”般的狡辩。

司马光并非主张“法大于权”这种现代才有的法治精神的现代性人物，从重这派本身也是按照自己的“解释”自行其是地进行审判，因此他们是把自己的解释凌驾于 皇帝的解释之上了。北宋那种君弱臣霸局面，表现出政治上的“僭主”形态，这是按“现代性”逻辑往下推的极端结果，压根不是所谓“君臣共治”那种粉饰下的共 和形态。对于有些人来讲，“祖宗之法”就是永恒不变的金科玉律，但是任何法度，律例，条约，都有时效性，也就是可变的，柳宗元已经告诉人们了。“登州女子阿云”值得纪念，这是让人们记住，司马光传言救过一童，在他晚年更是悍然杀过一人，而这一杀，意味着中国历史的一段波诡云谲，也许算得上某种并不老调的朝代教训。